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宋朝朋党之争的相关内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朋党之争是古代政治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可以说贯穿人类整个历史，有的朝代规模较小，暗流涌动;而有的朝代最为明显，针锋相对，以宋明两代尤甚。
宋代的党争，肇始于北宋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保守派之间，相互争斗，相互贬斥，新旧党争前后凡五十余年，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颇大影响。
在王安石和司马光相继去世后，党争并未停歇，反而愈演愈烈，并且新旧党派也发生裂变。其中保守派分为三派，以苏轼、苏辙为首的蜀党，以程颢、程颐为首的洛党，以及以刘挚、王岩叟、刘安世等为首的朔党，相互攻击，不可开交，历史上被称为“蜀洛朔之争”。
蜀洛朔之争，起始于蜀党和洛党领军人物的相互不对付，从言语讥讽、互不往来演变到上表弹劾、意气之争，然而“鹬蚌相争”的结果，两败俱伤，“渔翁得利”，朔党乘机掌权。然而也只是暂时而已，到了宋徽宗上台，重用蔡京，以至于守旧派全部被驱逐出朝廷，此时所谓的“变法派”完全控制权力，直接造成北宋灭亡，这是后话。
那么，蜀洛朔之争，究竟起因为何?我们就来翻开历史记载，寻找原因所在。据朱熹、吕祖谦等编撰的《程子微言》，龚颐正编纂的《皇宋治迹统类》，张端义笔记《贵耳集》等记载，蜀洛之争肇始于司马光去世的吊唁礼节之争，各个版本略有差异。
《程子微言》记载：司马光去世后，朝廷让程颐主持丧事，吊丧当日，是朝廷祭祀明堂大礼，进行大赦，于是群臣往贺。然后再去祭吊司马光，然而程颐认为“庆吊不同日”，于是苏轼和苏辙只好半道折返，苏轼说道：“鏖糟陂里叔孙通也。”，意思是指程颐犹如汉代出身不好迂腐的叔孙通。
《皇宋治迹统类》记载：程颐并未主持司马光丧礼，而是在朝廷明堂典礼大赦后，群臣称贺完结后，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于是程颐说道：“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即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苏轼遂戏程曰：“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结怨之端，盖自此始。
这两则记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程颐坚持认为古礼“庆吊不同日”，并且以孔子说的“哭则不歌”为由，不建议人们去吊唁;然而有大臣认为，即便是孔子说过“哭则不歌”，也没有说过“歌则不哭”，因而认为程颐一是太古板，再就是强词夺理，而苏轼则开玩笑说程颐就是汉代的叔孙通，因而双方结缘。
为何说程颐是叔孙通，惹得程颐生气?我们先来看看叔孙通此人。叔孙通是秦始皇时的待诏博士，曾经把起义军说成“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以此谄媚秦二世，因为被封为博士(官职)。秦朝末年依附于项梁，项梁死后跟随项羽，后转投刘邦，《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其学生指责他：“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汉朝统一后，帮助建立汉代朝仪(大多为秦代礼仪)，被封为太子太傅。并且参与阻止了刘邦废除太子刘盈，汉惠帝刘盈即位后，用他制定了宗庙仪法及其他多种仪法。
关于叔孙通的评价，颇有差异，司马迁大加称赞，认为叔孙通因时而变，为大义而不拘小节，称之为“汉家儒宗”;司马光则指责叔孙通媚俗取宠，遂使先王之礼沦没，又认为叔孙通说的“人主无过举”，是文过饰非，不能称为大儒。不管后人对叔孙通评价如何，然而叔孙通“面谀以得亲贵”是公论，因而，苏轼把程颐比拟为叔孙通，程颐自然不痛快。
二人发生龃龉的另一件事，那就是居丧食素还是食肉之争。《程子微言》记载，有一次是宋太祖忌日(或中元节)，在相国寺祈祷，程颐让僧人准备素食，苏轼取笑他说：“正叔(程颐字)不好佛，胡为食素?”，程颐道：“礼，居丧不饮酒食肉，忌日，丧之余也。”，然而苏轼则认为完全不必要，于是让准备荤食.，并且开玩笑说“为刘氏者左袒!”，效仿汉代针对吕后的典故，于是程颐同其弟子范淳夫等食素，而苏轼和秦观、黄庭坚等食肉，两派对立，从此开始。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程子微言》认为当时宰相为吕公著，而吕公著凡事经常咨询程颐，苏轼苏辙认为程颐在中间捣鬼，使得朝廷任命往往提拔程颐派弟子，而压抑苏轼及其弟子等，于是这三件事使得蜀派和洛派龃龉，产生对立。
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以上三个原因产生的背景。我们先来看看苏轼兄弟和程颐兄弟。可以肯定的是，这四位都是宋代杰出的人才，不但对宋代影响甚巨，而且对后世影响巨大。
苏轼、苏辙两兄弟，和其父亲苏洵，同列“唐宋八大家”之三。苏轼(1037年-1101年)更是宋代最杰出的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为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苏辙(1039年-1112年)则是著名文学家，以散文著称，擅长政论和史论，官至宰相(门下侍郎)。
程颢、程颐兄弟，为北宋理学家奠基人物。程颢(1032年—1085年)为进士出身，官至监察御史;程颐(1033年—1107年)，布衣出身，曾任崇政殿说书。二程官职不高，然而影响巨大，尤其是到了南宋，朱熹作为二程四传弟子，建立“程朱理学”，从而被后代统治者奉为圭臬，对后世影响尤为显著。
苏轼兄弟和程颢兄弟，其风格和为人处世都不相同。苏轼为人豪爽豁达，不拘小节，风趣幽默，结交广泛;苏辙为人沉稳，淳朴无华，论事精确，冲和澹泊;程颢沉静有智，潜身修为;程颐至诚教学，诲人不倦。若以对文化的贡献，四位都是人中龙凤，然而若以为人处世而言，二苏似乎要比二程更为接近人情，而二程似乎过于严肃，近乎虚伪。
就以苏轼而言，其反对王安石变法，依然敬之交之，不因政见不同而摒弃其人，二人的交往也堪称君子之交;赞同司马光之言，然而却不曲意阿谀，对司马光完全废弃变法，敢于直言反对和抨击，完全是以民为上。以至于一生频繁被打压，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然而无愧于天地良心，堪称坦荡君子。苏辙虽然被其兄的风光所遮掩，沉默寡言，少成稳重，然而敢于抗争，频繁上疏抗辩，颇有治世之才，奈何不为时所用，埋没才华。
程颢、程颐兄弟，自幼深受家学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其父程珦的影响，以反对王安石新法著称。程颢为进士出身，官职卑微，在世时潜心教育，至诚修身，因而声誉远播。程颐则进士落第，从此专心传播教育思想，因而门人甚众。不过，从《宋史》可以看出，二程兄弟似乎过于拘泥古礼，不近人情，颇为迂腐。
诸如程颢，在被吕公著推荐为监察御史后，宋神宗素知其名，数次召见，程颢每次都想用至诚感悟皇帝，因而经常忘了讲解时间。有一次讲解到了中午时分，已经过了皇帝吃饭时间，以至于被宫人指责“御史不知上未食乎?”。
而程颐，则更为古板，近似迂腐。其提倡的“去人欲，存天理”，认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等，把儒学和天命神学相结合，神化儒家学说，对后世影响甚大，成为历代统治者用来愚弄百姓的工具。然而，这种学说忽视了人的基本诉求，压抑了人性，以至于造就了很多虚伪的“道学家”和“理学家”，嘴上一套，行为上一套，言行不一，余毒至今。
就拿小事来说，程颐远不如程颢，二人都不信佛，然而行事风格截然不同。一次，“明道与伊川同入庙，明道见佛揖而进，伊川则否。门人问之，明道曰：但论年齿，他也比我多几岁，一揖何妨?”，可见程颢见解远比程颐要高，既然进了寺庙，不妨对佛祖表示尊重。还有一次，兄弟赴宴，座中有妓，程颐拂衣而去，程颢视而不见，同他客尽欢而罢。次日，二程言及此事，程颐犹有怒色。程颢笑道：“某当时在彼与饮，座中有妓，心中原无妓;吾弟今日处斋头，心中却还有妓。”程颐愧服。可见二人的境界差别很大。
因而，苏轼和程颐，两个人发生龃龉，虽然源自丧礼和食素之争，其实，更内层的原因是关于对“君子”认知之争。虽然二人都学识渊博，博学广览，然而程颐则走向极端，认为一切都要遵循古礼，不可更改，僵化拘泥，颇为迂腐;而苏轼是性情中人，认为“君子坦荡荡”，不能心口不一，在不违反礼法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做出改变。见解不同，自然产生相互排斥。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苏轼兄弟都是科举出身，而程颐则是布衣出身，并且因为得到当权者的宠幸，才得以跃身龙门，自然心中不平。本来苏轼并非对布衣有偏见，从其交往来看，布衣陈季常、僧人佛印等，苏轼都非常敬重，并非因为是布衣或僧尼而嫌弃，反而交往频繁，主要是性情相投，兴趣相近，再一个就是并非虚伪之人。而反观对待程颐，则认为其虽然是布衣，却干预朝政，左右朝廷用人，因而认为程颐是伪君子，正如苏轼奏状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意思是对伪君子从来不对付，这是二人交恶的原因所在。
不过二人发生对立，只不过是言语之争，或者不相往来，可是对于门人弟子则不同。在党争频繁的宋代，对于某人不敬或者厌弃，那就是对小团体的不敬。于是，程颐的弟子门人贾易、朱光庭首先攻击苏轼，借口苏轼在策问中提出效法“仁祖之忠厚”则官吏们偷惰不振﹐效法“神考之励精”又使官吏们流于苛刻，藉以攻击苏轼诬蔑宋仁宗不如汉文帝，宋神宗不如汉宣帝，以为是对先王不敬。”，这时蜀人吕陶、上官均不肯坐视苏轼所受排挤，挺身而出为苏轼辩护，指责朱光庭借机替程颐泄私忿，无所偏袒的范纯仁也觉得朱光庭的奏章太过分﹔而侧身于朔党的王岩叟则支持程颐。
洛党和蜀党相争的结果，苏轼外放，程颐被罢崇政殿说书，两败俱伤，以刘挚﹑梁焘等北方人为首的朔党控制了政府﹐成为司马光保守派的真正继承者。随后﹐朔党又同吕大防发生矛盾﹐权势之争﹐愈演愈烈﹐而一些投机分子如杨畏之流又交斗其间﹐政治局面更加混乱﹐最后经受不起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打击，完全垮台。
到了宋徽宗时期，蔡京上台，其弟弟蔡卞是王安石女婿，因而在派别上自然属于新党一派，并且蔡京是个政治投机者，王安石变法时拥护变法改革，元祐初又附和司马光积极推翻新法，绍圣初又积极附和新法，一切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上。在宋徽宗支持下，便把元祐、元符间保守派当人309人列为奸党，将姓名刻石颁布天下，这就是著名的“元祐党籍碑”。
有趣的是，同为保守派的苏轼兄弟和程颐并不对付，然而都被列入。其中苏辙曾任宰臣执政官被列于文臣序列，而苏轼虽然去世也被列为曾任待制以上官序列，程颐被列为余官序列，程颢则未被列入。直到后来蔡京倒台，这个碑石才被诏毁。不过，我想，如果苏轼在世，也是誓死不愿和程颐同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