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头那些事

  那个年头那些事

  记忆就如同一块大磨岩，它磨去了许多岁月，许多往事，但有些事总是磨不去。

  我时常想起我的童年时代的那栋“社屋”以及那些与社屋相关的人与事，那时，从乡里到村里到组里称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人们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那时候的每个生产队有一栋集体的房子，社员们都把它叫做“社屋”。

  在我的记忆中，我所出生在的那个生产队只有20来户人家，社屋就坐落在生产队的一块空地上，木结构，黑泥瓦，四面倒水，与社员们住的的房子大不相同。

  那时的日子里，爸爸是生产队长，爸爸就是这里的一棵树，一道墙，春日里长出许多的绿树和开着许多的红花，让大家

  平时里，社屋就是一座至高无上的神圣殿堂。社屋里装有一个占去整整一间屋的大仓库，一分为二，中间用一层厚厚的木板隔开，仓库的这边装稻谷，那边装包谷，仓库的仓口处牢牢地挂着三把锁，开仓时，生产队队长，会计，保管员各自掌管的三把钥匙都齐了才能开，神秘又庄重。

  仓库旁边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木桶，面里装上了黄豆、马豆、绿豆、高粱、小米、糯谷、高高矮矮，把社屋挤得满满的。

  社屋一年四季常聚人，生产队里的大会小会都在这里开，开大会，生产队里的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社员都得来，不来一次扣一天的工分，男社员10分工，女社员8分工，老小社员5分3分的。小会是生产队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保管员、记工员聚在一起召开的秘密会议，至于会议的内容只有他们知道，生产队的大会往往是在小会之后才开的，社员来开大会只能带上耳朵听，不能带上嘴巴说。往往这样，社员们一进入会场就连忙找好一个地方低着头不声不响地坐下。曾有人说，生产队里开大会如同在唱一台戏，队长唱主角，副队长、会计、出纳，仓库保管员唱配角，队长在大会上一宣布生产队里的农活派工或上面发下来的救济粮，救济款如何分或其他的事儿，说一是一，有绝对的权威，如同一块大石头落下地搬不得动不得挪不得也移不得。

  在这社屋里，最让社员们牵肠挂肚的是在这里进行一月一次的分粮和三五天一次的记工分。在那靠工分吃饭的年头里，社员们一年到头年底能分得多少钱，能分上多少斤粮全靠平时一分分工分的积累，大家都那本小小的记工本看得比命还要贵重，出工时是手头活的按天记工，或抬或挑或背的活儿按斤两记工，这样，大家就在斤两上争工分，常常把各自能背能挑的重量加到不能再加的极限。记工的时候，社员们手中的小记工本和生产队记工员手中的大记工本都要同时记上，年底合计时如有出入就得以记工员的那本为准。到了年底，记工员先把社员们的记工本收上来，一本一本一家一户地合计，再让会计去分生产队一年的粮钱，生产队根本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社员们的一个劳动日多的可分得上几角，少的只有几分，同时可分得几斤稻谷几斤玉米，外加几两黄豆马豆。当时的粮食分红一般是按生产队大大小小所有的人头数留足基本口粮，剩余的部分再让全队全年的总工分来分摊，人口多而劳动力少的社员家里，基本口粮多，一年下来的工分无法分回一家人的口粮，这样就出现了缺钱户，而人口少劳动力多的社员家里通过工分来分应得到的粮食还有剩余，也就有了余钱户，缺钱户有粮少钱，余钱户有钱少粮，缺钱户一年到头不比别人少出半天工，到头来还落得个缺钱的，余钱户虽余上几十元或上百元的钱，那是的几十元、上百元抵得上如今的几千元或上万元，缺钱余钱的社员心里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亏欠。过了二十一世纪，他们都成了七八岁十的老人了，总是忘不了心里头还是酸楚楚的。

  社屋的外面有一块宽敞平坦的晒谷坪，夏去秋来，晒谷坪里晒谷子晒玉米晒高粱晒黄豆马豆，晒干车净之后装进仓装进桶，社屋像一根绳索把社员们系得紧紧的。虽然年底分红家家户户都有口粮，但不能一次性分光吃光，要统一保管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一到发粮的那天，社员们背上背篓，挑着箩筐来领粮，发粮的时候，会计拿着分粮的账本，保管员秤粮，队长副队长在一边监督，自然而然形成一套固定的模式。

  社屋外的晒谷坪夜晚不落寞，公社常常派下来电影队，免费为社员们放上《地雷战》、《地道战》、《草原英雄小姐妹》和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的电影，样板戏里的杨子荣、李玉和、李铁梅、阿庆嫂、江水英都成了社员们人人崇拜的偶像，还不时地学唱着样板戏里的唱词，虽唱得不怎么样却极有激情，连我和我小伙伴们也装扮成杨子荣、座山雕、李玉和、郭建波、胡传魁、阿庆嫂、刁德一，挥舞着木枪木刀在打打杀杀，视死如归，斗智斗勇，家仇国恨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每年田里头的秧苗插完之时，生产队就在社屋里办上一顿大会餐，就在社屋外的晒谷坪里架起大铁锅，摆开长桌，全队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来吃。社员们家里没粮喂不上猪，生产队只有宰上一两只山羊，清水煮羊肉，虽一人难得吃上几片肉，却沾上了一身浓浓的羊骚，社员们在腾腾弥漫的饭菜热浪中吃得狼吞虎咽，津津有味，吃了一餐巴不得第二年的大会餐快快到来。本来就不多的羊肉几下让女的小的一抢而空，男人只男人只有喝汤下酒，他们喝的是烂红薯片，土茯苓酿成的苦酒，一碗下肚，满脸通红，日子虽过得清苦惨淡，但人们之间很坦诚，很充实，

  到了秋后的农闲时节，社屋里静得出奇，队里的中壮年男劳动力都集中到外地修水库去了。我们生产队只留下阿强、阿牛、狗哥、猫哥四个小青年负责社屋仓库的“守夜”。这四个机灵鬼天一抹黑他们就在社屋大吼大闹，人静夜深时，他们便悄悄地跑到邻近的生产队跟年轻的阿妹约会去了，天还没亮又悄悄回到社屋里。有一个月儿朗朗的下半夜，他们悄悄把四个阿妹带回社屋里，偷偷从家里拿来晚餐后剩余的饭菜款待四个阿妹们，向来少言寡语的猫哥在给其中的一位阿妹盛饭时，事先在碗里头放上一只活青蛙，再用饭菜盖上压紧，然后大大方方递过去，那阿妹接过饭菜就吃，吃着吃着，碗里的那只活青蛙猛从碗里一蹦而下，那阿妹以为从碗里掉下了什么更好吃的东西，俯下身来四处摸什么也摸不着，惹得阿强、阿牛、狗哥、猫哥一阵哄堂大笑，那阿妹还蒙在鼓里。后来，那阿妹成了猫嫂，猫哥才把这个恶作剧告诉她，猫嫂狠狠地在猫哥的背上咬了一口，那紫红紫红的牙齿印过了十天半月才消退。

  后来，责任田土到户了，荒地山林也到户了，公社大队生产队改名换姓变成了乡村组，生产队的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保管员、记工员聚在社屋里像当年召开小会一样，议了又议，然后又把社员召集起来，共同来商议这社屋是整体卖了还是分了，最后大家一致决定还是把社屋分了，一家分上几片瓦，几块木板，几截柱子，屋地基也连同晒谷坪也划为小块小块的分给每家每户。社屋只有在人们的记忆里珍藏了。

  又是几年后，当年的生产队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保管员、记工员满头银丝，满脸皱纹，他们又聚在了一起，想起过去他们在生产队亲力亲为的往事，几多感慨，几多回味，他们的确都老了。

  岁月的流逝，社屋已不复存在了。当今，若把有社屋的那个年头那些事说说出来，年轻的一代倍觉不可理喻和极为荒唐，然而，当年因社屋引发出来的人们苦中有乐乐观向上而渗透在骨子里亲情友情恋情乡情是永远不会古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