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鄂西会战惨象：国军伤兵无食物医药等死

  在1943年的鄂西会战中，有无数的中国伤兵因为没有食物和医药而只能等死。

  石牌村的冯学佑说，日军轰炸过后，粮仓起火了，大米都被烧焦了，国军没有吃的，就把烧焦的大米熬成粥，放点盐，搅拌了吃。

  驻扎在石牌村的是国军18军11师师部。18军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赖以起家的部队，是嫡系中的嫡系，是国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18军11师都如此艰苦，其他的部队更可想而知。

  驻扎在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的第75军预四师不是嫡系，他们的境况比18军更惨。

  南边村距离石牌村有30多公里，第75军和第18军都是参加鄂西会战的国军军队。

  如果不是2010年的那场大雨，预四师的故事会永远掩埋在民间，在时间的推移中渐渐消亡，此后，再也不会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支艰苦卓绝的军队。

  苍天有眼，就在2010年夏季，正在修建的宜万公路旁边，一场大雨，冲出了3000尸骨。鄂西会战中的第75军预四师的悲壮故事被人们得知。

  宜万公路是宜昌通往重庆万州的一条公路，直到2010年年末尚未通车，而宜万铁路直到2010年才通车，所以，67年前的日军进攻重庆，除了走长江水路，再别无选择。

  预四师5000人，现在，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师长傅正模等少数几个人的姓名，其余的几千将士，已经融入了尘土中，他们像尘土一样默默无闻，不为后世的我们所知。

  易升泉是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一个普通的农民。鄂西会战的时候，他家是财主，金鱼坪村周边几百亩土地都是他们家的。他家的大宅院做了预四师的野战医院。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亲眼看到了当初抗战士兵的惨状，易顺仓已经去世十年，但是他向儿子易升泉多次讲起了那时候战场的情景。

  金鱼坪村上了年纪的村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情景，他们看到预四师师长傅正模每次来到野战医院的时候，都牵着马，马上坐着或者爬着一名伤兵，有时候是两个伤兵。警卫员跟在后面。等到傅正模回去的时候，马鞍上又坐着伤愈归队的老兵。傅正模虽然有一匹战马，可是村子里的人都没有看见他坐过，有人好奇地问他，作为师长，咋能把马让给士兵乘坐，他说：“我师虽有5000人，但没有一个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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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西会战尚未结束，傅正模就被升为副军长。后来，他一直留在大陆，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8年去世。

  傅正模的儿子叫傅乐平，解放后一直在台湾。改革开放后，两岸可以互相走动，傅乐平来到了金鱼坪村，在当初野战医院外的乱坟堆边站立了很久，流着眼泪。

  那些坟堆是在一座山脚下，2010年夏天的一场大雨过后，这里被冲出了3000具尸骨。那些尸骨全是预四师的。

  预四师才开始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那时候，易升泉的奶奶还在，奶奶是预四师伤兵野战医院的见证人。奶奶说，当时国军死的人太多了，都来不及仔细掩埋。每天早晨，几个村民就拉着架子车，从野战医院里往外拉死尸，拉到村外山脚下的大坑里。铺一层死尸，洒一层土，再铺一层死尸，再洒一层土。就在村民们抬着死尸准备丢进大坑的时候，有的伤兵突然醒了，发出一声呻吟，或者眼睛睁开了，村民们又把他拉回野战医院。然而，第二天这个伤兵又死了，再拉过来掩埋。

  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奶奶说，主要是没有食物，也没有医药，有的饿死，有的病死。

  有时候，随同傅正模来到野战医院的还有一个副官，易升泉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可能是忘记了他的名字，现在只知道他姓温，那时候的人们都叫他温副官。

  温副官第一次来到野战医院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野战医院的医生没法治愈，很多人都认为温副官没救了。易升泉的姑父说，让他试试。易升泉的姑父名叫周仁丰，是当地有名的中医。结果，周仁丰用土方子治好了温副官的病。温副官非常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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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升泉清楚地记得父亲说过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次，温副官来到他们家，偷偷地问易顺仓：“家里还有没有吃的?”易顺仓问：“有啊，怎么了?”温副官说：“我一个老乡，在野战医院里，野战医院没有吃的，他快要饿死了。”易顺仓从厨房里拿了两个面饼，跟着温副官跑进了野战医院。野战医院里一间房屋的地上躺满了人，一个个面黄肌瘦，伤痕累累。温副官的老乡躺在最外面，等着被收尸的人拉走。温副官把面饼撕成长条，塞进老乡的嘴里，可惜老乡已经饿得没有任何力气，嘴巴不会动了，没有力气咀嚼了。温副官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很快地，温副官的这个老乡就死了。

  那时候国军预四师的将士们，在前线与日军殊死拼杀，只有受了重伤才会被抬到后方的野战医院。然而，野战医院缺少食物，又缺少医药，等待他们的还是死亡。

  2010年的一场大雨冲出了国军预四师的3000具尸骨，世人震惊。易升泉说，当时掩埋的尸骨远远超过3000具。解放初期，村里的放羊人上山放羊，就踩着这些尸骨攀爬，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抗战将士的尸骨，但是从来就没有人收殓，任阳光暴晒，风雨浸淋。文革初期，有人把抗战将士的尸骨架火焚烧，作为肥料，撒在田里。

  将温副官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中医周仁丰，命运和这些抗战将士一样悲惨。

  宜昌刚刚解放，周仁丰就被当地民兵抓起来，因为他给国军的官员治过病，就要枪毙他。那些年，周仁丰的眼中只有病人，没有什么阶级，没想到给自己惹来了祸端。一位在宜昌任职的高官，听说周仁丰要被枪决，骑着快马从宜昌赶来，可是，还是晚了一步。他赶到的时候，枪声已响。

  这位高官解放战争时期在鄂西山中打过游击，周仁丰曾经救过他。

  鄂西会战非常惨烈。

  参加过鄂西会战的预四师老兵刘邦瑞曾经给儿子易强讲过，距离野战医院30公里有一座山叫珠宝山，预四师的一个连曾经在那里打过一仗，面对四百多名日军和日军的重机枪、小钢炮，死战不退。当时，刘邦瑞所在的那个连仅有140人，仅有一挺轻机枪，其余的都是汉阳造，很多枪支因为使用时间长，膛线都磨平了。日军攻击很猛，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三八大盖的刺刀长长的，亮光闪闪。日军的炮弹从头顶上飞过去，落在后面，掀起的气浪把帽子都吹掉了。国军的轻机枪压不住日军的重机枪，重机枪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上，刚才还在打枪的战士，突然没有了动静，刘邦瑞一看，战士的脸上都是血。连长挥舞着驳壳枪嘶声叫喊着：“人在阵地战，杀一个够本，打狗日的。”

  尽管国军非常英勇，然而，寡不敌众，加上武器低劣，日军最后攻上了山头。国军的子弹打光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后退半步。刘邦瑞看到日军越来越近，就跳进一个坑沟里，拉过身边的几具死尸，盖在自己身上，盖了好几层。日军来到了坑沟边，用刺刀捅着一具具死尸。刘邦瑞听到几米远的地方，传来了呻吟声，接着是刺刀捅进肉体的声音，呻吟声没有了。

  刘邦瑞在坑沟里等了很久，等到外面没有了动静，他才搬开盖在身上的死尸，抹掉脸上的血迹。刘邦瑞站起来，看到漫山遍野的死尸，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会儿，山顶上又出现了六个人，手无寸铁，他们和刘邦瑞一样，是这场战役的幸存者。

  140人，现在只剩下了7个人。

  天黑后，这7个人捡起空枪，下山寻找大部队。

  后来，刘邦瑞所在的部队，又与日军开战。

  战斗中，一颗子弹飞过来，刘邦瑞的腿部受伤了，他仍在坚持战斗，爬在地上，看到日军走近了，就射击。

  这场战斗，国军打赢了，残余的日军逃下山去。

  打扫战场的时候，营长看到刘邦瑞腿部负伤，爬不起来，就安排两个士兵，将刘邦瑞背到了野战医院所在的金鱼坪村。刘邦瑞在养伤期间，一直打听前线的情况，后来听说，这个营长牺牲在战场上。

  鄂西会战结束后，刘邦瑞的腿上还没有好，无法跟着部队开拔，只好在金鱼坪村继续养伤。后来，他与部队失去联系，就入赘在了这座村庄。

  易升泉的二爷名叫易子培，是当地民团的首领。

  由于预四师伤亡很大，当地的民团士兵就转入了预四师。

  易子培说，预四师是湘军部队，刚刚开来的时候，从师长傅正模到普通士兵，都是湖南人。后来伤亡太大，不断补充，就有了全国各地的人。

  湘军强悍，世人皆知。在国军的作战序列中，特别能打的除了湘军，还有桂军和秦军，桂军坚韧，秦军凶猛。清朝的时候，有一句俗语说：“无湘不成军”，过去人认为吃盐长精神，添力气。所以，清政府很长时间里，不给湘西提供食盐。广西十万大山，地瘠民穷，铸造出了广西士兵极为坚韧的性格，他们像川军一样吃苦耐劳，又像湘军一样性格刚烈。“军神”林彪一生打过两次败仗，一次是血战四平，被湘军大败;一次是青树坪战役，被桂军打败。打响抗战第一枪的29军，将士大多都是陕西子弟，在与日军拼杀中，日军戴上了铁围脖，刀砍不如，29军的将士就从上向下劈砍，将日军砍为两截。抗战初期最凶悍的最具战斗力的日军王牌，也不是29军的对手。

  预四师开拔前夕，傅正模最后一次来到了金鱼坪村，他在埋葬了3000多具尸骨的山下立了一块石碑，村中有文化的人看到碑文，才知道师长的名字叫傅正模。碑文就是傅正模写的，石碑上还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名字。鄂西会战，交战双方是国军第六战区和日军第十一军。

  傅正模在石碑前站立了很久，一直到黄昏，他才转过身来，人们看到他满脸都是泪水。

  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都忘记了碑文的内容，只记得其中有一句话：“不朽殊勋，光照千秋。”

  除了这块石碑，在这场战役中牺牲了的预四师排长以上的军官，每人都有一块石碑。石碑从山下排列到山顶上，密密麻麻。

  这些石碑中，就有那位营长的石碑。此后，每年清明节和春节，刘邦瑞都会来到营长的墓碑前，点燃纸钱，枯坐良久。

  解放后，有人要盖房屋，就盯上了这些石碑，也有人把石碑拉到家中垒猪圈，还有人用石碑铺路，任成千上万只肮脏的脚踩在上面。现在，山上没有一块石碑了，抗战烈士们都没有“千秋”。

  而那块上面刻着陈诚名字和傅正模撰写祭文的石碑，因为太过巨大，无法搬走，就被人砸毁了。

  改革开放后，有很多人来到这里，寻找烈士中的亲人。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曾经有一个同学，名叫杨印池，先在民团里，后来进了预四师，离开的时候，他是排长。后来，大陆解放，他去了台湾。两岸能够走通后，杨印池来到了金鱼池村，了解抗战烈士们的情况。离开的时候，他哭成了泪人。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姓刘的人，据说是民航三局机关主任(这个单位和称呼不知道是不是确切)，也来到了这里，鄂西会战的时候，他的两个舅舅都牺牲在这里，都在预四师担任官职。刘主任在这里找了好多天，终于找到了一个舅舅的墓碑，上面的名字是钟有煌;另外一个舅舅的墓碑没有找到。